执行摘要

中国的产业政策已从《中国制造2025》这一针对特定行业的战略，演变为一个覆盖面更广、更具谋划性的国家干预体系。这种新一代方式涵盖成熟产业、上游投入品、服务业和前沿技术，并利用公共采购、国家融资和出口实力来加速产业转型。对于大都市经济体而言，这些政策转变影响深远：城市是国家战略转化为产业能力、创新和就业的场所，同时也是战略失败成本所集中的地方。

引言荣鼎集团与美国商会合作编制的一份新评估报告，阐述了中国下一代产业政策的各个层面。报告发现，北京并未因国内外压力而退缩，反而采取了分析人士所称的“包罗万象的产业政策”。不断扩大的范围体现在生产链条的每一层，从关键矿产和制造投入，到数字服务、先进算法和未来技术。政策制定者认识到高端半导体及其他战略领域仍存在持续差距，正进一步打磨其推动国家产业前进的工具。

城市背景中国的大都市区域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工业雄心的运作平台。市政府协调土地、劳动力、基础设施和补贴；创新区孵化初创企业；港口城市和货运走廊将制造业区域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范围扩大，主要城市区域仍将是实施的核心。然而，新的政策时代还以财政资源趋紧、国内需求放缓以及决策更加集权为特征，这可能会改变地方领导人在其经济目标与国家优先事项之间进行平衡的方式。

主要分析

从行业定向到包罗万象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集中于一批明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下一阶段则不那么有选择性。即使是产能过剩的成熟产业也继续获得支持，北京鼓励技术升级和市场扩张，而非削减产能。这种做法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并获得全球市场份额，但也加深了国家在塑造产业赢家和输家方面的角色。

作为产业工具的需求创造

新的产业工具箱对需求和供给给予了同等重视。政策制定者越来越依赖公共采购和国有企业来推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其他未来产业的早期采用。这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技术不再仅仅通过研发来推动，而是通过有保障的公共客户被拉向商业可行性。### 收紧约束下的金融协调

为了给这些优先事项提供资金，中国正在整合对资本配置的控制。政府引导基金正在被精简并与国家目标挂钩；银行信贷通过定向再贷款工具加以引导；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和补贴方面正失去部分原有的自主权。这是对数十年来分散化投资所造成的财政压力的回应。但金融权力的集中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包括对效率和私人投资的激励减弱。

贸易顺差与全球市场力量荣鼎集团的评估将这些国内政策与中国对外影响的迅速加速联系在一起。自2019年以来，制造业贸易顺差大约翻了一番，目前已接近2万亿美元。国内消费疲软和持续的国家支持造成了持续的出口压力。许多分析人士将其称为“中国冲击2.0”，这一浪潮对国外制造业、供应链战略以及城市工业就业分布产生了全球性影响。

大都市影响城市将在直接面向国家战略的行业中感受到中国下一代产业政策的影响。拥有产业领军企业、先进研究机构和深厚供应链的大都市地区，可能受益于更强劲的采购市场和更具可预期性的国家支持融资。随着地方政府将国家产品纳入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之中，聚焦人工智能的科技集群或将加速商业部署。但一个更加集权的产业型国家也面临着权衡取舍。随着政府取消重复补贴并将资源集中到国家优先事项上，地方政策自主权随之缩小。此前投机性城市增长区域中的商业地产和住房市场，可能不再能依靠地方激励措施。如果研发增长放缓，且企业依赖公共合同而非市场信号，那么私营部门生态系统薄弱的创新驱动型城市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战略洞见中国以外的城市领导者，以及中国大都市区内部的领导者，应关注若干战略信号。产业政策如今更有可能通过交通、能源、医疗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采购决策来体现，从而在公共预算与城市技术应用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其次，金融协调意味着国家开发银行和国有基金将对哪些城市能获得产业现代化资本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第三，全球对中国贸易扩张的反应将日益强烈，从而加大城市区域构建多元化供应链、维护自身制造业和创新基础的压力。最后，城市政府应将不断演进的中国工业模式视为更宏大的全球生产重构的一部分。公私合作、治理创新和区域合作成为在气候、技术和地缘政治加速变化的时代确保地方韧性的工具。

未来展望未来五到十五年间，中国产业政策将继续在大都市经济中发挥其扩张性作用，但这条路不太可能一帆风顺。财政约束、国有投资回报率下降、民间需求疲软等尚未解决的短板，以及全球贸易壁垒不断上升，都将对这一模式构成考验。作为回应，北京可能会将资源集中于更少数量的前沿技术领域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群，从而形成一种更加强化的城市产业集聚形态。这可能使中国领先的大都市地区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先进制造方面更具实力，而缺乏直接战略支持的次级城市则需自行寻找新的城市增长来源。中国下一代产业政策并非对过去的悄然延续。它是一场广泛的、由中央协调的尝试，旨在确保技术领先地位和全球市场地位。对于全球大都市地区的高管、规划者和公职人员而言，该报告提供了一系列明确的信号：国家主导的需求正成为创新的结构性特征，产业金融将更加集中，贸易驱动的增长将继续影响城市经济。理解这些信号对于设计具有韧性、竞争力和前瞻性的城市至关重要。- 中国的产业政策范围在扩大，但中央协调也在同步增强。

• 公共采购正成为将新城市技术推向市场的决定性工具。
• 制造业贸易顺差的增长将持续塑造全球供应链和港口城市经济。
• 城市领导者必须考虑到更严格的财政控制和更集中的国家支持投资分配。
• 城市韧性取决于观察中国产业战略如何演变——既将中国视为竞争者，也视为全球经济中的伙伴。

来源

• 中国下一代产业政策——荣鼎集团/美国商会